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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姜昊骞/文

河北军叔回福建

许多讲历史的书之所以有市场，一大原因就是读者在过去中窥见了当下的某些影子，如果作者没有专门借古讽今、借今喻古的话。《被统治的艺术》也不例外，书中借用经济学里制度套利的概念来解读明代军户是如何游刃于两种户籍身份之间，从中套取超额“租金”。宋怡明本人在访谈中就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套利，比如炒房地产——低价买进公共用地，高价以住宅价格卖出……其中或许就会有一些明代留下来的因素。”

我相信，几乎每个中国读者都能从自身经历出发，从明代军户、民户或者官府身上找到共鸣。这种共鸣往往是一种无用的幻象，只是能提供良好的阅读体验和短暂的情绪价值罢了。不过，有一些概念是历史书确实能够带来启发、也只有历史书能够带来启发的，这些概念不完全陌生，时常能够在市面上见到，但基本停留在抽象的意识形态层面，并进而被转化为空洞的希望或绝望。“宗族”或者说“小共同体”可能就是这样一类概念。对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人来说，宗族总是呈现为国家或个体的虚拟对立面，寄托着对特定社会形态的期盼或者痛恨。

然而，正如宋怡明所说，“将明代日常政治这种复杂巧妙的‘被统治的艺术’仅仅诠释为在‘顺从’或‘反抗’之间的变奏，不但无用，而且会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变得贫乏而肤浅。”事实上，二极管思维损害的不止是对历史的理解，更直接的影响在于困住了我们对自身当下处境的判断，预先设定了一个只有“是”或“否”的交互框架。而破解意识形态迷思的一大途径，正是将虚拟概念实体化。具体到《被统治的艺术》中，这意味着回答一个具体问题：宗族是怎么形成的？

《被统治的艺术: 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

[加]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

[新加坡]钟逸明 /译

后浪 | 九州出版社

2023年4月

有一类宗族的团结纽带是兵役，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履行国家义务的现实压力。在当代社会中，血缘关系或资源竞争几乎已经不再充当凝结核，个体与大共同体的交互则相当频繁。从这个角度看，从个体与大共同体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小共同体或许更有正面的其他作用。《被统治的艺术》中有一段跨越时空的认亲之旅很感人。福建福清有一叶姓军户，靖难之役后，正在南京当兵的叶贵不顺新君，于是被永乐皇帝发配到怀来当兵。怀来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南侧，如今以长城葡萄酒闻名，主打为北京市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有明一代，怀来卫都是边防重地，土木堡之战就发生在怀来附近。从南京到怀来就超过1000公里，从福清到南京也有千里之遥，于是宗亲就与军家断了联系。但根据万历年间首辅叶向高为族人所作的家谱，两家后来又有了音讯，怀来军每隔十几年就会不避劳远，回到福清。福清的叶家人也会“敛钱为治装，更相饮食”，老家的孩子都会管怀来的族亲叫“军叔”。

然而，福清叶家与怀来叶家之所以重新开始往来，却不是因为血脉或者DNA突然觉醒，两家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什么交集，而是因为一起勒索事件。作为军户，叶家有提供兵员的义务，也就是在怀来当兵的族亲。但过了一段时间，有“恶少年”来到福清叶家府上，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出人当兵。为了证明清白，叶家找朋友去怀来走访。家谱文中没有记述行路的过程，但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想必颇为不易。根据万历年间《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记载，圣旨从北京传到福清所在的福州府的时限是80日。

所幸怀来叶家愿意帮忙，让宗家摆脱了原本可能会带来大麻烦的勒索。因此，这条远隔2000公里的红线就来自明朝“按户出丁，不许就近当兵”的制度。后来两家的往来又断了，不是因为情分淡了，而是因为福清叶家受到倭寇骚扰，家财散尽，于是怀来叶家人不忍“以军装累族子弟”，即不愿给老家增添负担。

叶家的故事是有特殊性的，但特殊性在于文字中透露出的温情与仗义。这恐怕蕴含着叶向高塑造家族形象的考量，淡化了作为核心驱动力的现实考量。

二十七姓共尊关公为祖

赋役制度能让远隔千里的两家重新走动，也能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宗族，福建南部铜山的关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与大部分自然形成的家族不同，铜山关家的诞生时间可以精确到年：康熙50年（1711年）。文中写道，“因闻诏邑[诏安县]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换句话说，关家是一个纯粹的纳税户头，关永茂是编造出来的祖先，碑文署名计有二十七姓。

尽管关家本身是虚构物，但“关”这个姓氏的选择却并非任意，因为各家订立和约的地点是在关帝庙，而关帝庙正是明代军户带到当地的信仰对象。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折腾一番，恰恰是因为明清易代的制度变化。明代实行卫所制，将一部分民户编为军籍，军户承担兵役，同时享受一定的免役权，民籍与军籍分开管理。清代废除了卫所制，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当年的军户成了没有身份的人，子孙都不能参加科考，平日里也容易受到欺压，只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这些前军户早先想到的办法是挂靠，也就是以民户为中介纳税服役，但此法运行十年后，军户们还是决定自立门户，于是，便有了开立关户的倡议。

时过境迁，当时开立户头的起因难免被淡忘。到了百年之后的嘉庆年间，出身江西、常年在福建任职的陈盛韶已经在批判“因隐避役徭，数姓合立一户，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的现象了。他的问题不仅在于“何不食肉糜”，以为挨家挨户收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殊不知当时的官员之所以没有早点将军户纳入新朝户籍体系，正是因为清查改革成本高，牵扯大，官员有心无力。更严重的是，陈盛韶完全误解了异姓合户的动因——是军户们主动要求免去中介，直接向朝廷交粮纳税，换取在地方上的合法地位与公平待遇，而不是瞒报黑户，少给国家交点钱，更没有对抗朝廷的意图。正如宋怡明所说，“这些非正式的制度本身并不会对政治秩序提出挑战，也有可能其实在维护政治秩序。”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现代政治精英的见识未必就高过封建官吏。

宋怡明总结出了四种民众与国家互动的策略，分别是调配族内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优化处境”策略（怀来叶家与福清叶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借助军事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参与非法贸易的“近水楼台”策略；游走于军民两种体制，借机捞取利益的“制度套利”策略；以及清朝建立后，明代军户试图维护旧有特权，或者借用旧制确立新身份的“诉诸先例”策略。

单纯从“术”的角度来看，这些策略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过时了，基本没有现实借鉴价值。比方说，现代国家基本实现了以个人为主体的权利义务体系，不再需要以户为单位征税抽丁，铜山军户放到今天犯不上专门推关公为祖；而随着信息联网与征信系统的完善，福清叶家也不需要跋涉数月才能查证一条河北亲族的信息了。

如果从“道”的视角来看，《被统治的艺术》中细致勾勒的动态过程却是颇有启发。作者暂时搁置了对抽象制度——无论是朝廷、宗族，还是原子化的个体——的价值判断，而是专注于将共同体的概念实体化，进而让已经对共同体感到陌生的当代读者形成一种实感，认识到共同体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地基可能恰恰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一类交互活动。如此看来，这样看似琐细的历史书反而蕴含着一种深刻的解放潜能。